老年人到法律服务机构咨询生前预嘱相关事项，他们期待通过订立生前预嘱，让临终抢救措施符合自己的心愿。 （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供图）

　　天津北方网讯：和平区的张先生是一位医疗行业从业者，退休后喜欢看各类与医疗救护相关的纪录片。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，他看了一部抢救病人的纪录片，片中的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辅助生命的各类仪器响个不停。这种场面再度触动了他，他在感慨医护人员救死扶伤高尚品格的同时，心中也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：如果自己将来也罹患重症，生命走向终点，是否也会被家人送到抢救室里做插管、心肺复苏等措施呢？是否也会像这部纪录片里的病人那样被仪器控制和延续着生命呢？

　　张先生反复思考多次后，还是希望在自己的生命终末期，能有尊严地给生命画上句号，不做切喉、插管、心肺复苏等过多的抢救措施，把有限的医疗资源让给其他有急需的病人。

　　为此，张先生咨询了律师和助老养老机构，郑重地签署了“生前预嘱”法律文件。他的家人得知他的想法和决定后，也都表示理解和支持。

　　当今，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对生命的衰老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，敢于直面死亡。更有一些老人，在临终医疗救护这一重大事项上，愿意做出更直率、更符合自身意愿的选择。

　　“让我安静地离开”

　　河西区的李阿姨，今年70岁了，未婚，兄弟姐妹共四人。李阿姨在家排行老大，她与最小的弟弟住在一栋楼里，平时也都是四弟负责照顾她。于是，李阿姨与四弟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，在自己失能、失智时，由四弟做自己的监护人，管理自己的医疗、养老等事宜。

　　李阿姨的三妹已经去世了，提起这件事，李阿姨就万分伤心，眼含泪水。李阿姨回忆说，三妹在生命的终末期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看到三妹在抢救室里维持了一段时间后，身上布满了很多创伤，最终还是没能留住生命，李阿姨到现在仍然感到非常遗憾和悲痛。

　　李阿姨自己也面临着衰老、疾病、各种意外，甚至死亡的问题，她的想法是，自己的医疗救护措施可以由自己来做主。为此，她要给四弟留下一份法律文件，告诉弟弟，如果她也遇到了这种必须切喉、插管等情况时，千万不要给她过度治疗了，让她安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　　于是，李阿姨签署了一份生前预嘱文件，特别说明：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，不要“人为进食和水”、不要实施创伤性治疗等。

　　河东区的王阿姨，是一位失独老人，她在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。王阿姨是一位公益人士，做过志愿者，把很多财产都捐给了贫困地区的孩子们。她很早就决定，自己离世后也要将遗体捐献，用于医学研究。

　　王阿姨和监护机构沟通，当她最后临终时，不要给她过度抢救，不要给她切喉、插管，尽量不要破坏她的身体。这样，就能完成她的心愿，把她的遗体完整地交给相关医学院。另外，她也不想把钱花在抢救自己身上，她要把钱省下来，最后全部用于捐赠给贫困大学生。她希望，监护机构能满足她的公益之心，完成她的愿望。

　　北京的赵阿姨，老伴儿和女儿已经先于自己过世了，侄子看到姑姑单身一人，年龄越来越大，就把姑姑接到了天津，老人和侄子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，由侄子做她的监护人。

　　赵阿姨先后经历过两位亲人的临终状态，她跟侄子说，当医生说我没有救治的可能性时，就不要再给我做什么手术了，让我安静地离开。赵阿姨找到天津市阳光养老服务中心，希望签署一个生前预嘱法律文件，以了却自己的心愿，不要接受过度治疗；同时，她还录制了一份亲情录像，录像中阐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做生前预嘱，希望侄子尊重她的想法，并委托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将录像交给侄子。赵阿姨说，生前预嘱协议是给自己一份生命的尊严，给家人一份告别的安然。

　　家人是否支持？

　　赵阿姨的侄子却不同意赵阿姨的观点，他说：“姑姑信任我，才让我当监护人。将来姑姑有病，我怎么可能跟医生说不救治呢？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啊，否则我的良心会一辈子都不安的。”姑侄二人，就此问题迟迟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。

　　与赵阿姨这种情况类似，还有很多老人在确定生前预嘱这一事项时，家人并不理解和支持。虽然老人能坦然面对生命的凋零，早已看开了，想通了，但孩子会有“尽孝”的心理，甚至有“倾家荡产也要救”的想法，否则会感到良心不安，会有愧疚感。

　　一家资讯类网站曾对生前预嘱的议题进行过一项调查，在“你会立生前预嘱吗？”这个问题上，共有5634人回答，其中4242人选择“会”，占比超过75.2%，另有1085人选择“没想过”，仅有307人选择“不会”。

　　在评论区里，也呈现出意见不统一的情况。一位网友称：“我妈妈经常跟我说，如果活得痛苦，不如安详地死去。人到老年，被各种疾病折磨是很可怜的。我支持她的想法。”另一位网友回忆说：“我看到我爷爷痛苦的时候他是真的受不了，身上被插满管子，呼吸都是用机器帮忙，已经躺在医院很久了。最后，家里人问他想回家还是继续住，他说想回家，于是我们就把他接回家了，第二天爷爷安详地走了。”

　　而表示不支持的网友也很多，一位网友认为：“体面地离开，说着容易，但亲身经历者才知道放弃不了。我自己经历过父母以及女儿的离开，所以，我是接受不了，毕竟每个人的选择会不一样。”

　　市民黎先生认为，推出生前预嘱是一种进步，能让患者在人生最后时刻的生命更有质量。“癌症化疗、用医疗仪器维系生命体征等，对患者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。生前预嘱给了患者选择的机会。”他这样表示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但黎先生也坦言，作为病人，自己会立生前预嘱，但病人的家属不一定能接受，这与中国传统的孝亲观念有关。家属与患者在情感上始终难以割离，若同意家属的生前预嘱放弃治疗，总感觉是自己主动放弃了家人的生命，总感觉只要继续治疗就会有一丝挽救生命的希望。

　　黎先生分析，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，子女愿为父母尽其所有，无可厚非，但对于不少普通家庭而言，却面临着两难的困境。继续救治，意味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；而放弃救治，可能会落下话柄，被周围人贴上“心疼钱、不孝顺”的恶名。因此，生前预嘱如何在家庭内部达成统一，也需要家人继续沟通，最终达成共识。

　　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在为赵阿姨录制完视频后，将赵阿姨的亲情视频转交给了她的侄子。侄子仔细聆听了姑姑的心愿和想法，最终，他也转变了思想，表示会支持姑姑的决定。

　　“尊严死”应予以理解和支持

　　天津市阳光老年服务中心的主理人袁筱鹏介绍，与订立遗嘱处理财产不同，生前预嘱主要与医疗相关，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事先订立的，明确其在罹患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，可自主决定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、心脏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，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，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医疗措施的指示文件。该文件经过法律公证后，会得到家属、医疗机构的认可。

　　据了解，去年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，自2023年1月1日起实行。其中规定，如果病人立下预嘱“不要做无谓抢救”，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。此外，北京、深圳等地也建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，促进生前预嘱在普通老年人群中的普及，让更多的老人知晓生前预嘱并自主决定临终医疗救护的措施。

　　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表示，任何年满18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对自己的生前预嘱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。立嘱人如果想法有所变化，完全可以随时到公证机关对预嘱内容进行更改或撤销，医院和家属也会按照最近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来执行。

　　河西区一位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指出，当今医疗技术迅猛发展，维持生命技术的过度使用让临终患者遭受了巨大的身心痛苦，甚至在面临死亡时还要遭受生命的二次创伤，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遭受巨大挑战。我们不仅要关注生命的长度，更要关注生命的质量。因此，生前预嘱倡导的“尊严死”，核心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生命健康权，应予以理解和支持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2006年，“选择与尊严”网站创办，是国内首个关注生前预嘱的网站和平台，通过宣传《我的五个愿望》，让更多人了解生前预嘱的概念、形式以及“尊严死”的意义。2010年以来的全国两会上，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“实施生前预嘱，推进舒缓医疗落实”的相关议案。随着生前预嘱的推广，北京、深圳等地的医院已经在实务操作层面上尝试引进生前预嘱。去年，深圳市成功推进生前预嘱入法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　　老龄化研究学者陆杰华在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”报告中指出，上海、天津等城市的民众观念更开放，下一步有可能将它们也扩大为生前预嘱试点城市。在推广生前预嘱方面，应加强死亡教育，帮助人们树立科学、正确的生死价值观念。

　　陆杰华进一步指出，应整合政府、医院、生前预嘱协会与社会各界力量，加强生前预嘱的推广。比如推进医务人员与社区相结合，定期开展相关教育讲座，推进生前预嘱知识普及；推进多媒体联动宣传，针对不同群体借助多种媒介进行宣传。聚焦两会提议、生前预嘱协会相关活动等，增进大众对生前预嘱的了解。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建立一套完整的、适合我国国情的生前预嘱制度，以应对当前我国的社会问题，推进社会文明发展。（津云新闻编辑刘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