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零工市场找工作的灵活就业者。 本报记者 李吉森摄

线上灵活就业者，期待劳动报酬和休息权等得到保护。本报记者 张立摄

在求职就业的季节，记者调查本市的人力市场时发现，随着经济发展和就业观念的转变，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模式。短期工、临时工、线上兼职等就业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。与传统建筑业的日结工、零工类似，新形态下的平台经济、第三产业的灵活就业人数越来越多，人力市场的零工化已成为明显的发展趋势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达到2亿人，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4.3%。就业者不受固定工作时间、地点和方式的限制，根据自己的个人能力、兴趣和需求，自主选择工作内容、方式和时间。相较于长期聘用模式，短期就业给予了企业和劳动者合作的灵活性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，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也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维护。

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，是在“漂泊”和“流浪”中生存的，是不稳定的生活状态。不同工种，不同年龄的灵活就业者，也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和诉求。走近他们，倾听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也了解到，他们期盼着能有更好的明天，也期盼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保障。

大龄农民工需要更多意外险保障

农历二月初二“龙抬头”那天，66岁的来津求职者周良在理发店修剪了一下头发，剃光了胡须。他想尽快找到工作，在零工市场，他也蹲守了好几天，虽然有木工、水电工的技艺在身，但招聘者一问他的年龄就拒绝了他。

周良有点不服气。“为啥？别看我已经66岁了，但是我体力好、手艺精、吃苦耐劳，为啥不要我？”他抓着一位招聘者不放手。

招聘者无奈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只招60岁以下的。等到下一次有轻体力活儿，我再来招你吧。你把你的电话告诉我，我加你微信……”

连续遇到好几个不要60岁以上人群的用工单位，周良有些失落和伤心，他甚至感觉自己今年可能找不到工作了。“年龄已过60岁，就像市场上翻了肚的鱼，不值钱了。”他一边嘟囔着，一边使劲儿踩灭刚丢在地上的烟头。

有打过照面的工友过来提醒他，为了防范风险、降低工地上的事故率，前几年全国好多个城市的住建部门都发布过规定，不允许聘用60岁以上的男工、50岁以上的女工从事施工岗位。

周良也觉察到了这个年龄的门槛。于是，他理了头发，穿得年轻一些，遇到招聘的老板就说自己“还不到60岁”。就这样，他被一位包工头相中，并且试工非常顺利，很快就确认了日结工资和工作天数。

第三天，施工方要给最近入职的临时工办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。据包工头说，工地上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些风险，现在管理得细致了，大风险的事故很少有，但小的磕磕碰碰还是会遇到。因此，他们会给入职的临时工集体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。等周良把身份证交上去后，第二天就获得消息：他的年龄已超过65岁了，连保险公司也不愿给他承保了。

遇到这个问题，工地上也知道他谎报了年龄，要辞退他。“真是年龄不饶人啊，倒不是体力跟不上，而是到了这个年龄就讨人嫌了。老板、包工头会认为你的身体担不了风险，就连投保也会被嫌弃。”周良很是郁闷地感叹。

在零工市场，和周良一样的大龄求职者有不少。一位来自湖北省的零工工友会贴瓷砖、会改水电，可惜已经65岁了。过去两三年，他在多地打零工，也是因为年过60岁而被用工单位嫌弃，只好来到北方闯荡试试。

去年初，天津市人社局和市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《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》，天津收集了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岗位、零工信息，在农民工专场招聘活动中持续发布。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开展职业健康体检，不再以年龄为由“一刀切”清退。这些措施的出台，让一部分大龄农民工得以保住工作和岗位，也吸引了不少外地大龄农民工前来天津谋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过了60岁的零工不能投保工伤保险，很多工地就通过投保团体意外险来应对；但是很多保险公司又将团体意外险的最高承保年龄设定为65岁，这对于65岁以上的大龄灵活就业者来说确实存在着投保的不便，工作中一旦受伤可能会导致保障不足的问题。

周良期盼着能买到意外伤害保险，这样就能降低工地和自己的风险。他也期望着能有更多的保险公司推出高龄意外保险产品，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工作、赚钱养家了。

“离线休息权”也需要保障

今年全国两会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首次提出“将离线休息权入法”的建议，引发社会热议，目前该提案已被立案。该提案中提及很多劳动者被迫“隐性加班”，下班以后回复钉钉、微信消息，24小时待机，随时听从领导半夜训话和发布工作指示。

河西区灵活就业者常玥对“隐性加班”深有感触。两年前，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份电商客服的工作，当时发布工作的人介绍的工作内容是：在电商聊天软件上回答客户的提问，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，每天工资200元。

然而，当常玥工作一周后发现，自己每天需要从早上七时开始回答客户的提问，直到夜里22时结束，一天的工作时长超过了14个小时。发布工作的人则表示，14个小时中，只有九时至19时之间的工作内容多，需要回复的提问多。这个时间段就是10个小时，因此总共工作14个小时是正常的，不算加班。

常玥自己还要接送孩子，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，那边还要时刻拿着手机接听客户的消息、回复客户的提问。她觉得自己完全被这个线上兼职给困住了，没有一点儿自由。她气愤地找到发布工作的上家，要求按照加班标准支付双倍工资。结果发现，当初线上根本没有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，只有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的短暂雇佣关系。

现在，这份线上兼职工作，上个月的工资拖欠了20多天还没发放。常玥无奈地表示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拖欠劳动者工资不能超过15天以上。现在，她的劳动报酬权不仅没有得到保障，每天的离线休息权也没有得到保障。她在计划着，等这个月拿到拖欠的报酬后就立即停工。

以前，常玥还找过线上翻译的短期工，半夜被发布工作的商家电话叫醒，修改文稿。她当即就发火了，半夜要睡觉，哪有精力修改翻译稿。而发布工作的雇主则称服务的对象是欧美客户，就得按照甲方的工作时间来安排进度。这样的线上兼职和灵活工作真的让她疲于应付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尽量不接欧美方面的翻译订单了。

现在，常玥在互联网平台接设计、翻译、客服等灵活工作时，会特别留意工作时长和休息、作息的安排，遇到工作强度和密度过大的活儿，她就直接拒绝了。“工作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。如果一份工作要牺牲休息时间而拖垮了身体，那就没必要再做这份工作了。”她也给其他线上灵活就业者提供了这样的建议。

至于休息权应该如何保障，常玥觉得，单纯的电话口头交谈或者聊天记录，不足以明确和保障自身的权益。因此，她建议求职者每次在线上接单，都要要求发布工作的商家和中间人提供一份完整的劳务电子合同，这是对双方的约束和保障。

上门服务者需要“隐私权”保障

近期，52岁的王辛（化名）在劳务市场寻找一份家政服务员的工作。在与多位雇主交谈时，王辛明确提出，雇主的家里不能安装摄像头，自己居住的房间里也不能安装摄像头。对于这个要求，一些雇主不认可。

一位雇主表示，自己聘用过多位家政服务员，有过被欺骗的经历。因此，他给家里安装了摄像头，就是为了监督家政服务员的工作。现在的摄像头还有对话功能，遇到家政服务员不认真工作、存在可疑行为的，他就通过手机说话，提醒家政服务员。

“我可不想在监视镜头下干活儿。”王辛表示，“被人24小时盯着、防着，我都没有一点隐私了。这样的雇主，即使给再多的钱我也不愿意干。”

和王辛一样，现在的上门服务行业，有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者反对服务对象安装监控设施。一位装修工透露，自己通过闲鱼等网络平台接单，上门从事家庭装修业务，但是也会和雇主商议，不允许雇主通过摄像头“监视”自己。“有一次，因为自己去厕所的时间长了，就被雇主在摄像头里喊话训斥。说实话，当时感觉自己一点儿尊严都没有。”这位装修工表示。

在零工市场，有灵活就业者反映，上门服务的工作场所是雇主的家里，因此处于被动状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被无端增加工作内容和时间，甚至被侵犯隐私也时常发生。相关专家指出，上门服务类工作是双方公平合作关系，不是人身的从属关系，上门服务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也必须得到尊重。

有一些灵活就业者反映，在工厂务工时，被要求戴上定位器，一旦离开超过某个时间就报警。相关人士指出，这也是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，应该予以纠正。随着灵活就业人群的增多，应该出台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的措施，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。

今年1月下旬，人社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等六部门印发了《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为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难、多头跑，办理此类纠纷调查取证难、事实认定难和法律政策不完善等问题立规矩。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落地，灵活就业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，对稳就业、扩就业也会有更大的帮助。